全球變暖 - 香港的情況又如何？（2003年8月1日)
香港天文台的研究結果顯示香港與全球一樣在過去百多年有變暖的趨勢。在最近十多年，反映全球變暖大形勢的香港郊區平均氣溫每10年上升約0.2攝氏度，而位於市區的天文台總部的平均氣溫則每10年約上升0.6攝氏度。市區氣溫的上升速率比郊區每10年約高0.4攝氏度，這差額反映了城市化的影響。
全球變暖及相關的氣候變化近年成為科學家研究的焦點。 1988年成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祕書處設於世界氣象組織(WMO) ，專責為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提供有關氣候變化、其潛在影響及應變策略的權威科學信息。根據該委員會最新的評估報告，由於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全球地面平均氣溫在二十世紀上升了0.6攝氏度左右。位於尖沙咀的天文台總部累積了百多年的氣溫數據，由1885至2002的118年間，只有1940-1946年因二次大戰而中斷。利用這百多年的數據計算結果顯示天文台總部氣溫在此期間平均上升速度為每100年1.2攝氏度，由十九世紀末平均氣溫22.0攝氏度上升至最近十年平均的23.5攝氏度。上升速度在過去十多年間(1989-2002) 更明顯加劇，達每100年6攝氏度左右。
由於全球變暖及地球氣候系統相關的變化，對生態系統、人類健康、社會及經濟活動等造成深遠的影響，因此氣候變化問題已引起各國政府與公眾極大的關注。有見及此，香港天文台利用收集經年的數據研究香港的氣候變化。
天文台助理台長楊繼興說：「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的評估，全球有變暖趨勢，就北半球平均氣溫而言，1990年代是自1861年有儀器記錄以來百多年最暖的十年，而1998年則相信是過去一千年來最暖的一年。香港方面，亦有類似的現象，自1885年天文台有記錄以來，1990年代是最暖的十年，而最暖的一年是1998年，年平均氣溫為24.0攝氏度。香港歷來最暖的七年中，有六年都是1990年後錄得的。」
天文台總部的日最低氣溫和日最高氣溫兩者的變化，頗有差別。二次世界大戰後的56年間，平均日最低氣溫每10年上升0.28攝氏度。同期的每年寒冷日數 (天文台總部錄得氣溫12.0攝氏度或以下)亦相應每10年減少約3天。在50年代，每年寒冷日數平均約28天，最近10年(1993至2002)間，每年寒冷日數平均祇有13天，跌幅超過50%。另一方面，日最高氣溫則沒多大變化，酷熱日數 (天文台總部錄得氣溫33.0攝氏度或以上)的出現率大致維持在每年11天左右。
位於新界北區中部的打鼓嶺站及新界西北岸的流浮山站，自1989年以來，平均氣溫每10年分別上升0.15及0.19攝氏度，而位於離島的長洲站，自1971年以來，平均氣溫變化輕微，每10年的上升幅度只有0.05攝氏度。這幾個站與天文台總部的氣溫變化有所分別，其原因可追溯到全球變暖的影響，城市化影響，以及海洋調節的差異。
楊繼興解釋城市化對一個地方的氣溫的影響。楊繼興說：「由於市區的建築物及其他混凝土表面於日間吸收了太陽輻射的熱能，並於晚間將熱能釋放，導致晚間的氣溫下降較慢，令日最低氣溫變得較高。」
城市化亦令香港能見度顯著降低、雲量增多及太陽總輻射量減少。
城市化通常令大氣中懸浮粒子濃度增加，導致能見度降低，因此，地面所接收的太陽輻射量下降，日間氣溫上升幅度較小，但由於空調系統及其他城市活動同時亦產生了熱能，最終兩個因素的效應互相抵銷，故此最高氣溫只有輕微變化。綜合最高和最低氣溫的變化，日平均溫度有上升的趨勢，但速度較日最低氣溫慢。楊繼興說：「換句話說，日間酷熱的情並未有惡化，但寒冷的夜晚卻少了。」
要評估全球變暖的潛在影響，可以將香港天文台總部的氣溫記錄與全球觀測所得的趨勢作比較。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天文台總部的氣溫趨勢與全球大致相若。大戰後則有兩段時期天文台總部的氣溫顯著上升。第一段是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第二段氣溫顯著上升期則從八十年代開始，這與過去20年間全球氣溫顯著上升的趨勢相符。
八十年代至今天文台總部氣溫的上升速度較全球平均趨勢快，反映了高密度城市發展的影響。至於長洲的氣溫，自七十年代至今無顯著上升，顯示香港周圍海洋上的氣溫變化甚微。在最近十多年，本港郊區流浮山及打鼓嶺的平均氣溫每10年分別上升0.19及0.15攝氏度，速率稍低於同期全球趨勢的每10年0.21攝氏度，可視為香港較少受城市化影響地區的代表。相比之下，以天文台總部為代表的市區氣溫因高密度城市發展的影響每10年約有額外0.4攝氏度的升幅。
從天文台的氣象觀察顯示，香港的能見度有轉差的長期趨勢。每年因懸浮粒子引致的能見度下降時數(能見度低於8公里，不包括由雨、薄霧或霧引致能見度下降的個案)正在上升。在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約有2% 的時間能見度下降至8公里或以下。在2002年，同樣低能見度的時間增至9%，是七十年代初期的4倍左右。
香港的雲量在過去40年間有上升的趨勢，平均雲量由六十年代時低於65%增加至近十年的70%左右，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城市化所產生的懸浮粒子增加了水汽的凝結核，有利於雲的產生。
空氣中懸浮粒子濃度及雲量的增加同樣會導致地面所接收的太陽輻射量下降，在京士柏站觀測到的太陽總輻射量在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明顯減少，其後減少相對地緩慢，整個40年期間平均每日太陽總輻射量每10年減少了每平方米1.0兆焦耳 (1964年至2002年長期平均為每平方米13.7兆焦耳)，由60年代初至現在，年平均值下降了26%。隨著太陽總輻射量的下降，在京士柏站錄得的年總蒸發量也明顯減少，由60年代初至現在約下降40% (1964年至2002年長期年平均為 1405毫米)。楊繼興笑說：「由於太陽輻射下降、蒸發量減少，相信現在晾衫的時間亦相對地長了。」
戰後天文台總部的記錄顯示，大雨的出現率輕微上升，每年出現大雨(一小時雨量超過30毫米)的日數每10年上升約0.4天，即由50年代的約5天增至90年代的約6天左右，不過要注意這個上升數值遠小於年際變化(由每年1天至每年13天不等)。年雨量方面亦有上升，由50年代的2265毫米增加至90年代的2518毫，約為11%。
跟據過去40年觀察所得，每年在香港300公里內登陸的熱帶氣旋數目輕微下降，由60年代約3個減少至90年代的兩個半左右。
天文台助理台長楊繼興補充說：「天文台一直對氣候變化問題十分重視，氣候變化不僅是科學問題，還與環境、能源和經濟活動有密切關係。不同的電腦氣候模式均預測全球平均氣溫還會繼續上升，在1990至2100年間將會升高1.4至5.8攝氏度，令地球氣候系統進一步產生變化。天文台今後會加強在氣候變化方面的研究及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並積極配合政府其它部門和世界氣象組織有關氣候變化的工作，為實踐可持續發展這個大方向作出貢獻。」